儒学发展五期说及其现代价值的展现

　　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上承远古以来的中华文明智慧，在百家争鸣中得以丰富，又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不断吸取法家、道家、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百家文化的营养和精华得到发展，逐步趋于理性与科学，不断自新，与时携行，几乎在中国每个历史王朝中都居于主流思想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与主脉，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与精髓。

　　儒学作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刻影响和造福了中国几千年，也将继续影响并造福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和未来。

儒学经历了五期发展

　　儒学第一期：原始儒学，即尧、舜、禹、夏、商、周时代儒学原始萌发时期。《中庸》讲“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即是关于儒学源流的精辟注讲。儒学像一颗生命力坚强的种子，经历了长达三千年漫长、艰难的孕育、发牙、生根、破土、成苗过程。

　　这一时期，圣王一体，帝王既是军事、政治权力的化身，又是人类族群道德楷模和生存发展智慧的化身，因而也是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唐儒韩愈提出的儒家道统说，将“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 列入儒家道统传承谱系。孔子对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推崇备至，赞不绝口。《论语·泰伯》中，孔子颂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赞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历代文化精英们在研习与整理上古典籍中，与圣王们进行跨越时空的神交中，在总结他们的高尚德行和为政智慧中，儒学的基本概念和理念渐渐成形。尤值特书的是，有儒家“元圣”之称的周公，辅佐幼主，平叛治乱，修已安人，建章制礼，为儒学的原初系统化、理论化做出了重要奠基，也以自身的品格、才学、政绩，为儒家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范，成为孔子及历代大儒、后世精英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和继绝开平的不竭动力。

　　这一时期，儒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原始政治伦理哲学，即人道。一些维系族群家邦的重要概念，亦即儒学的重要范畴如仁、义、礼、孝、德、明、信等已逐渐明晰和成形（“仁”、“羲”等字已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现），重要理念和思想如“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协和万邦”等已形成。《尚书·尧典》中记述尧帝时期的政治实践经验“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正是儒家“修身（克明俊德）、齐家（亲睦九族）、治国（平章百姓）、平天下（协和万邦）”的明确表述。

　　原始儒学另一重要表现形式为对宇宙原始的认知，即天道，主要思想体现在古《易》中。

　　此一时期，后来被列为儒家经典的《诗》、《书》、《易》、《礼》、《乐》之早期古本已形成和出现。

　　这一时期，儒学的影响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儒学第二期：原典儒学，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著述及学术，表现为以“仁道”、“礼治”和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孔孟荀学。

　　面对东周末期礼崩乐坏，攻伐不止的混乱局面，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删诗书，定礼乐，演春秋，聚徒讲学，周游列国，推行理想，矢志于重建上古文明之序，使家国天下走向稳定与和谐，因此而创立了孔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和集大成者，成为儒家学派具有开创性的旗手和领军人。孔学的核心思想为：仁道、礼治和中庸之道。仁字，为二人相处之意，仁道讲的是朴素的集体主义，仁之意在爱人（“仁者爱人”），仁之本在爱亲（“孝弟也者，仁之本与”），仁之实质在克己（“克己复礼为仁”），高境界在舍生成仁取义。礼治主张实行礼乐教化，唤起人的普遍社会伦理责任，达至修齐治平之目标。中庸之道，主张言行适时适度适地适人，作为朴素的辩证法，与折衷主义、滑头哲学、调和论有本质的区别，使得仁道和礼治实践得以周全稳妥，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高境界，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

　　孟学和荀学是孔子逝、儒分为八之后的两大儒学之峰。孟学主张“性善论”、“民贵君轻”、独立人格、义道德、士精神和“王道政治”理想主义。荀学提出“性恶论”和在“明于天人之分”基础之上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政治上主张“隆礼重法”，王霸并用，将德治理想主义与法治现实主义相结合，为后世儒学真正走向政治实践做出了重要理论奠基。

　　这一时期，儒学影响地域为中原地区。

　　儒学第三期：汉唐经学，即秦、汉、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佛家等文化之优长而发展的新儒学。

　　此一期儒学发展出现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份，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由“子学”上升为“经学” ，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之后的今古文之争，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儒学因独尊而僵化，促进了儒学经学化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文中子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们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后又通过颁发《五经正义》，采用儒家经典取士，形成尊崇儒学之风。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可贵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儒学影响地域逐渐由中原地区扩展至幅员辽阔的整个古代中国。

　　儒学第四期：四朝理学，即宋、元、明、清四朝时期，儒学继续吸收佛教、道教等文化及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化之精华而发展的新儒学。

　　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佛教、道教及异族文化冲击，经北宋“五子”奠基，南宋朱熹会通，数代儒家学人前赴后继努力，开创了在宋元明清四朝长达千年占正统和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理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四朝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四代王朝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理学是主流，心学、气学、实学均有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儒学不仅广泛影响中国，还远传越南、朝鲜、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甚至一度成为传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东亚诸国的发展。

　　儒学第五期：当代儒学，即1919年以后，儒学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受过了无情的批判与打击，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应时而起，大开大合，勇敢地吸收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的现代道教佛教、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现代西方思潮等东西方文明的一切优长，融会贯通，充实自我，强健自我，正在建构、发展并积极参与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创造的新儒学。

儒学第五期发展展望

　　通过划分、素描、简析儒学发展的五个主要历程，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精髓、主干，不是自孔子始才生，仅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是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同呼吸齐生长共发展，同样具有至少五千年的发展历史；

　　儒学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和优秀品质，能够不断吸收、包容异质文化，汲取百家之优长，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不断自新，与时俱进；

　　儒学包涵有符合人道和天道（人生和自然规律）、可以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核”，使得她有足够的韧性和强健的生命力，能够历百折而不绝，经百劫而不灭，能够梅开数度；

　　儒学在经历每一次劫难、低谷之后，都会迎来一个持久的辉煌期，且影响地域不断扩大，由第一期的狭小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扩展到第二期的中原地区，扩大到第三期的整个中国，再到第四期的整个东亚，乃至第五期广阔的世界。

　　综合上述结论，也不难得出如下判断和展望：儒学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举入侵、“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冲击等多次沉重打击、解构和破坏，经过一百多年的式微、低迷之后，儒学第五期将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一期都将持续长久、影响巨大、成就卓著、令人激动的时期，因为这一期儒学所面临、所基于的社会物质文化基础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

　　儒学在第五期的发展，即当代儒学的建构与发展，是儒学又一次实现创化与复兴的过程，是一个顺应时代变化，因应时代需要，破解时代难题，坚持“变”与“不变”，坚守“合理内核”与进行“损与益”，重新构建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出色吸收人类空前丰富的异质文化之优长为我所用、为我所有的过程。

　　什么是儒学？儒学可以超越时空的合理内核与应该坚守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必须首先搞清或者认真思考这两个问题。这是儒学进行现代化、当代化，坚守与损益，进行成功创化与发展的基础。

　　无论是牟宗三、杜维　　　明等　　　先生讲的儒学三期说，　　　李泽厚　　　先生讲的儒学四期说，还是　　　成中英　　　先生讲的儒学发展五阶段说，均对儒学发展历史做自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定位。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儒学的传统定义，即第一层次的定义。站在历史的新高点，基于本文所论的儒学发展五期说中前四期发展历史，可以对儒学做出更具包容性的新定义（其实许多前贤及当代的　　　李泽厚　　　先生及诸多学人早已有类似主张），即第二层次定义：儒学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骨干与精髓，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学术根基，是中国立国兴国之基，是中华民族立族兴族之本。同时，立足于对儒学在第五期发展的大胆展望，我们完全还可以对儒学做出与时俱进的、内涵更宽泛的全新定义，即第三层次定义：儒，字面解，为人之需。儒学，可解为研究人之需要的学说或学术。人需要什么？个人幸福自由。而族群和谐稳定、兴旺发达，是个人幸福自由的前提；国家长治久安又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础。今天，儒学已远远走出了中国，形成了韩国儒学、日本儒学、新加坡儒学……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将儒学定义为研究中国人如何达致个人幸福自由，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兴旺发达的学问或学术，也完全可以将之定义为：研究人类如何求得个体幸福自由，达致世界群体和谐长生的智慧或学术。

　　儒学的合理内核，不外乎五个方面：

　　一、价值观：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伦理价值的仁道主义和礼治观；以“内圣外王”为人格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以“格致诚正”为方法的德治理念和精英修为之道。

　　世界观：以“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 、家国天下同构为基本理念的天下观。

　　自然观：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理念的宇宙观。

　　二、方法论：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中庸之道讲求做人做事要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恰适其时、恰合其人，实质上是实事求是，是辩证法。这是中华民族立族兴族的大智慧，是中国人根本的处事原则。中庸之道是一种极高境界，就像圆周率一样，君子仁人只能不断接近它，但永远达不到。

　　“忠恕”之道：以“推己及人”为基本方法，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本原则的待人处事智慧。

　　三、真精神：在“效天法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

　　四、立学宗旨：在“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五、重要载体：四书五经。因记载着经久不变的恒常之道，而具备永久的魅力，永不过时，历久弥新。

　　以上均具备普世价值性，不仅古代中国维系社会发展需要，现代和未来中国、世界文明进步依然需要，处于巨大转型期的现实中国更为迫切需要用以矫治时代弊病。东亚诸国历史上已受益，至今仍在受益，全世界人类亦将受惠于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与基本思想。以上是儒学在以后的发展中必须坚守的，否则便丢失了自我，不能成其为儒学。

　　儒学面临什么样的现实和未来？时代对儒学寄予什么样的期许？对此问题的认真回答或清醒思考，则是儒学进行现代化、当代化，坚守与损益，进行成功创化与发展的前提。

　　儒学发展面临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经济迅猛发展、中华文化复兴、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好形势，也面对着需要破解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处于巨大转型期等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难题。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等，也给儒学提出了时代课题和发展机遇。

　　时代对当代儒学在调适和解决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利益集团与集团、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消除时代不和谐音符上会有所期许。

　　由于时代的潮流所趋和时代所需以及当代强势、优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儒学第五期将会在“损益”、创化、发展上呈如下趋势或特征：

　　一、增加现代元素，凸显现代性。如：增加科学、自由、人权等理念，强化民主性、法制性、哲学性、宗教性等。

　　二、去除和弱化“不合时宜”理念。如：男尊女卑观念，人格等级之分，重农轻商思想，重德义轻功利倾向等。

　　三、博采众长，促进理论系统建构。大胆吸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等丰富的现代文明之精华，汲取当代百家文化之优长，与时携行，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进行世界观、价值观、本体论、方法论、实施体系等方面的系统理论建构。

　　四、进行有效创化，用之于实践。如：“现代仁政”和“现代礼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化进程；传统“五常”演进为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建设“五常”之道：民主（仁）、公平（义）、法制（礼）、科学（智）、信（经济，成熟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信用经济）；由“内圣”开现代政治、科技、经济之“外王”；重视 “利”，提出“学而优则商”，“修身齐家治企富天下”新的“义利”观和良财与美德相辅相成的儒家市场经济伦理等。

　　五、体系内的多元或多向发展，呈现代儒门气象万千之势。近百年来，以熊、梁、唐、牟、杜、成等及1978年之后大陆涌现出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如蒋庆、康晓光等为代表的当代儒学四代学人，融中西，汇古今，大胆创新，提出了“新理学”、“新心学”、“新仁学”、“良知坎陷” 说、“转仁成智”说、“返本开新”说、“内圣开新外王”、“儒家资本主义”、 “儒家宪政主义”、 “新儒教”理论、“公民宗教”、“儒教自由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和合学”、“政治儒学”、“现代仁政”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构想、新理论。在此基础上，当代儒学在未来将成多学派、多元化、多方向发展建树。多派多元多向发展又将会使当代儒学避免僵化，更富生机与活力。

　　同时，经过两轮“否定之否定”，儒学第五期也将会出现更近似于（第一期）原始儒学期、（第三期）汉唐经学期的某些回归性特征，如：圣王一体，即现代外王精英（现代政治领袖、工商领袖等）有儒家内圣修养和人格；圣王互济，现代外王精英与儒家内圣修为高者进行相辅相成的合作；尊而不独，像大唐盛世时期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三教鼎足一样，儒学与其他文化在“多元一体”大格局下平等共处，取长补短、“竞合”发展；持续时间长，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又一次伟大复兴、持续兴盛，儒学第五期很可能有似于儒学第一期要经过上千年乃至于数千年的时间。

　　儒学在第五期的复兴过程是前所未有的，是辉煌的，灿烂的，也漫长的，是曲折的。

儒学现代价值的展现

　　自1919年，当代儒学经过四代学人近百年的努力，得到了薪火相传和一定的理论创化，现正待进一步展开、转化、复兴和发展。当代儒学复兴的真正原因和实质是：儒学的自身发展需要回应时代变化，时代需要促成当代儒学现实价值的展现。

　　儒学的现代价值亦即当代儒学的价值将在以下八个主要方面展现：

　　一、政治方面: 当代儒学有助于回应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建设，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需要。

　　中国的长治久安是中人民的根本利益所系，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福祉所在。中国的长治久安，现实基础在中共执政地位的长期巩固，永久基础在国家真正步入民主政治和法制轨道。

　　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轰然倒塌，根因在于凝聚和维系其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理想、信仰、精神突然没了。中共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英明之举，更是当务之急。而担当弘扬中华文化重任、自称“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先锋队”（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性质做了与时俱进的定位）的执政党，不学习和掌握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儒学，则难以担当和完成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重任。

　　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追求、“吾日三省吾身”、“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精英（内圣）修为之道，是新时期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加强自身修养，永葆先进性，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为政智慧和有效思想武器。而当代儒学的“现代仁政”和“现代礼治”观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制制度建设进程，从制度和体制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

　　主张爱国、大一统及“和而不同”思想的儒学，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文化基石。1949年之后，儒学一度在台湾有着较好的传承与一定的影响，当代儒学学人的第二代代表人牟　　　宗三等　　　先生在台为儒学的传承与开新做出了重要奠基。民进党执政之后，台独力量虽实行了去中国化运动，一度削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妄图从文化上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血脉联系，但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民党执政，有利于儒学在台湾的发展。大陆积极弘扬儒家文化，有利于推进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

　　二、经济方面: 当代儒学有助于回应中国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优秀企业家群体成长和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需要。

　　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规则有着天然的亲合力。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创造性地运用“以义制利”、“义利相辅”的儒家市场经济伦理，约束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高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成就，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主张唯有新教伦理能够促进资本经济发展的神话。学习借鉴日、韩、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在大陆创新和复兴儒学，建设以“义利相辅”、“义利统一”为基本理念的中国当代儒家市场经济伦理理论，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健、高效发展。

　　支撑日、新、韩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一群优秀企业集团的飞速发展，而带领这些企业前进的则是能做到“学而优则商”、将个人、企业、家（地方）、国、天下利益兼顾周全的优秀企业家——当代儒商群体的成长和崛起。创新和弘扬儒学，转变传统的重义轻商观念，提倡“学而优则商”，有利于打破中国长期以来优秀人才多从政的旧局面，将一流人才引向工商界，促进能够“修身、齐家、治企、富天下”、以儒家“内圣”修为开出经济“外王”功业的中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当代儒商的成长与发展。当大批中国儒商叱咤国际市场、跻身于世界五百强的领军宝座之时，便是东方巨龙中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之日。

　　儒学和市场，是中国的“福”。二者都有大一统的观念和思想，又均有包容自由独立的优秀品质，即鼓励内部个体在统一体内自由独立个性的展现。封建经济、计划经济虽具大一统性，但均因缺少包容自由独立个性的特性，而缺乏活力和效率，而且容易形成封建割剧之势导致内乱、滋生地方主义导致内耗，造成生产力和社会倒退。由此而观，市场经济明显优于封建经济、计划经济。儒学和市场有着天然的亲合力，他们的成功联姻，不仅是现代中国的福，更是未来中国的福。

　　三、文化方面: 当代儒学能够有效回应解决当前文化认同危机、信仰危机，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需要。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中国和儒学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说明一个道理：文化不败，国家永存，民族不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论它经济、军事、科技力量一时多么强大，如果没有优秀的文化做支撑，它的强大绝不会维持长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若有优秀的文化，不管它一时多么落后，不论它经受多大、多少次的劫难，它终久会崛起，并立于不败之地。

　　当前中国一个的现实危机：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层面出现了巨大真空，各种外来文化乘虚而入，基督教、佛教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迅速发展。这些历经二千多年的优秀宗教文化在中国发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的主体文化没有发展或发展过慢，而出现宾喧主失因发混乱的局面。创新和复兴儒学，构建当代儒学，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培固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培育和振奋民族精神，解决国民文化认同和信仰危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同时，以当代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还是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团结和凝聚中国人民和世界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进的智慧源泉和文化基石。

　　四、社会方面: 当代儒学能够有效回应化解中国社会现实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社会不和谐音符日益增多，所以中央适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儒家“仁和”文化在当代的重构和发展，是一次伟大实践。

　　建设和谐社会，既要公平：从制度上促进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缩小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不合理收入差距，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又要效率：保持一定发展速度、保证社会充分就业；还得有和谐文化作支撑：面对矛盾和冲突，彼此自觉自愿谅解、克制、让步。公平和效率是二难选择，用主张“过犹不及”、讲求实事求是和辩证法的儒家中庸之道处之是上策。

　　“马上打天下”，需“马下治天下”。革命年代我们需要斗争哲学，改革建设时期我们需要变革哲学，和谐发展时代我们需要以和谐哲学作指导。追求“和”的境界是儒学的精髓之一，“和”字在儒家典籍中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汉字。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致中和”、“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主张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人做事符合“忠恕”之道的儒学是和谐哲学，是和谐文化的代表。

　　当代儒学的“仁和”观、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以及“克己”以复现代之“礼”的主张，对于调节和融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行业与行业、团体与团体、阶层与阶层等之间的关系，消弭彼此之间的矛盾，消除不和谐之音符，重建现代“礼仪之邦”，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五、教育方面: 当代儒家教育能够有效回应解决现代学校应试教育偏弊，强化人文和道德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教育的时代需要。

　　现代学校教育的最大偏弊，在于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倒致的重智育轻德育或德育缺位，加之独生子女（小皇帝化、小公主化）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空洞乏力，致使中国面临下一代有才无德或有才少德的严峻现实，使得“科教兴国”战略大打折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在人才，更在未来人才和国民素质。“小胜在智，大胜在德”，有才无德只会强胜一时，德才兼备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和传承儒家传统优秀教育理念和方式，积极发展现代书院、现代私塾、现代学堂教育，大力开展以“与经典为友，与圣人同行”为宗旨的中华经典教育、礼仪教育、美德教育，作为对现代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用中华文化大智慧滋　　　养和用　　　君子之风熏陶大、中、小学生以及学前儿童，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能够有效解决现代学校教育中重智轻德的应试教育偏弊，达致强化人文和道德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教育的目的。这已为十多年来的以儿童读经活动为载体，有识之士发动，数千万受益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热心支持，正成如火如荼之势的儒学普及工作所证实。

　　六、宗教方面: 当代儒教有助于回应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矫治当前国家转型期社会道德水准滑坡的现实需要。

　　人有信仰的需要，现代国民更不乏宗教信仰的需要。没有本土宗教、本位文化宗教，或者本土宗教、本位文化宗教不优秀没有吸引力，需要宗教信仰的人们就只能选择外来宗教甚至邪教。当前，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在中国发展速度很快，以及前些时期“法轮功”一度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目前中国没有本位文化宗教，本土宗教道教也因“革命”和“文革”冲击至今元气未复，缺少生命力和吸引力。

　　遵循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积极承续历史本有的、尚在民间存续的以敬、祭“天、地、君（大人君子、历史伟人、民族英烈、圣帝　　　明　　　君）、亲、师”为崇拜和仪礼，创新和复兴以人文教化、礼仪教化、道德教化、伦理教化为实质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宗教、礼仪宗教、道德宗教、伦理宗教——当代儒教，促进当代儒家伦理教化功效的发挥，无疑是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矫治当前国家转型期社会道德水准滑坡、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良方，是正人心、培民智、端民行、敦社风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与长治的务急之策和战略国策。

　　七、国际方面: 当代儒学能够有效回应构建和谐世界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现实需要，推动人类的和平、发展、进步与共同繁荣。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政治强权主义、军事霸权主义随时存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和谐现象随处都有，并随时有加剧和愈演愈烈的可能。各国发展不平衡、各国利益不同和地球自然资源有限，固然是实质原因。但价值观、文化信仰和生活习俗不同，却是重要原因，即文明引发不和谐、冲突和混乱。

　　儒家文化的优点之一，在于她的包容性与和谐性，人类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由排他性强的宗教或文化冲突引发，而讲求中庸和“忠恕”之道的儒家文化很少引发战争。儒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也是于国与国之间和谐友好相处的黄金律、智慧规。儒学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 的天下观，主张“协和万邦”、“和为贵”、“与邻为善”的邦和观，均有益于人类的和平相处与世界的和谐相安。当代儒学在世界的传播和弘扬，儒家的“包容”与“和谐”思想、伦理、理念在全球的推广，有助于“和谐”世界和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构建，有助于推动人类的和平、发展、进步与共同繁荣。

　　八、自然方面: 当代儒学能够有效回应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改善生存环境、消解人与自然之矛盾的现实需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大步走向后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纷纷加紧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高科技飞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在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同时，资源和生态问题却成倍增长，大气污染、水质污染、资源枯绝、河水断流、许多物种面临灭绝、核弹可让地球毁灭许多次……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的长存和繁荣面临严峻挑战。

　　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能做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二千多年前的儒门先贤早已认识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足见儒家先驱的高明远见，足显儒学超前的环保和生态安全意识。儒学主张和倡导的“天地与吾同体，万物与吾同气” 、“天人合一” 、“民胞物与” 思想以及“中庸之道”等是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传统文化资源和动力。

　　儒家“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方向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强烈的自然与人类终极关怀。推动儒学在世界的创新和复兴，积极在全球弘扬儒家文化关于环保和生态安全的观念与思想，能够有效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消减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保护人类家园地球，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类族群的繁荣永续。

　　当代儒学的价值，绝不仅限于上述所论与预策，随着时间的的推移，这一人类优秀文化或学术将会给中国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福祉。

　　当然，当代儒学会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绝不“包打天下”、“包治百病”，避免重蹈因“独尊”导致“一统僵化”而衰败的历史覆辙，在一体多元的文化大格局下，与当代各种优秀文化平等相待，“不同而和”，共存共荣，为中国人的幸福自由、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世界的和谐与人类繁荣而不断自新，不断发展，并做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