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粗取精 儒学帮日本实现现代化（上）

　　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的。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步步否定儒学的过程，到最后儒学被中国(大陆)人彻底否定了，结果是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发展。反观日本，虽然对儒学也有批判，但仍能保持对儒学的传承，去粗取精，将儒学的精华与西方的文化精华相结合，创造出了不亚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可以说，正因为善用儒学，日本才没走弯路快速实现了现代化。儒学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此问题很多人给出了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回答：“儒学阻碍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或者“儒学促进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但在中国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徐水生看来，这样的回答太过简单绝对。他在《南国学术》撰文系统阐述了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发人深省。

　　自公元405年(中国东晋义熙元年，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王仁携带《论语》赴日本以来，中国的儒学经过千余年的传播尤其是在德川时代(1603-1867)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成了日本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维新后，西方思想和文化全面涌入，日本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生了剧变，而儒学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就成为中外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对此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两大对立性观点：一种看法认为，儒学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导致其被彻底抛弃;另一种看法认为，儒学对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笔者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阅读和梳理后发现：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单一性的，而是立体多维和颇为复杂的。

　　儒学成了日本启蒙思想家批判的靶子

　　在明治初期，儒学成了“欧风美雨”猛烈冲击的对象和日本启蒙思想家严厉批判的靶子。

　　1868年3月14日，明治新政府发布了《五条誓约》，其中的第五条中就有“求知识于世界”。同时，明治政府还制定了包括“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于是，西方近代的思想和文化开始在日本广泛传播。其传播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回国留学生的译介。仅1868-1874年的7年间，日本共向美、英、德、法、俄、奥、意、荷、瑞、比等西方诸国派遣学习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留学生541名。这些留学生外语好、思想活、目的明，回国后全方位地译介了西方思想文化。二是外国专家的讲授。日本仅1875年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527人之多;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全校共有教授39人，其中外籍教授27人。三是一些学术团体的宣传。例如，1873年(明治六年)成立的“明六社”是日本近代化中第一个合法传播、研究西方思想的学术团体，其刊物《明六杂志》出版43期，发表论文百余篇，系统介绍了西方的经济、政治、宗教、哲学、伦理、法律、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新知识新学问，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六社”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们以西方近代思想做理论武器，纷纷将批判矛头指向在德川时代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并在明治时代仍有着影响的儒学。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启蒙思想家的重要代表，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他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抨击了封建制度和旧的道德伦理观念，发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呼声，号召人民“专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学”，学习科学文化，追求“真理”。他又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肯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不过是接受委托、代表人民办理公共事务而已。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批判了儒家的君臣论。福泽谕吉指出：“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儒教关于君臣的论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没有什么不当，而且好像极尽人事之美。然而君臣的关系，本来是在人出生之后才发生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人的本性。天赋的人性是本，人出生之后产生的是末。不能以有关事物之末的高深理论来动摇事物之本。”他从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不能等同的角度，指出了儒学君臣观中的错误，并以欧美的近代化发展根本与君臣之道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实否定了儒家“君臣之伦”的所谓神圣性。这种批判，是有说服力并富有时代感的。

　　其二，指出了儒家学问观的缺陷。福泽谕吉说：“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像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古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产;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因此，有些具有心机的商贾农人，看到子弟全力向学，却担心家业中落。这种做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这类学问远离实际不切日常需要的明证。”在这里，他指出了儒学中存在着脱离实际生活的一面，批判了传统的学问观，丰富了“学问”的内涵和扩大了“学问”的范围;并进而认为，“拿东方的儒教主义与西方的文明主义相比，那么东方所缺少的有两点：即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 缺乏科学和民主的思想确实是儒学的两大弱点，福泽谕吉的上述看法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深刻性。

　　其三，抨击儒家的愚孝观。福泽谕吉指出：“对于提倡违反天理、倒行逆施的人，即使是孟子孔子，也不必有所顾虑，仍当视为罪人。娶妻而不生子，怎么就认为是大不孝呢?这真是故甚其词，只要稍具人心，谁能相信孟子的妄言?所谓不孝，是指为人子者做出了背理的事，使父母的身心感受不快。”“自古以来，在中国和日本，劝人行善的故事很多，以‘二十四孝’最为著名。这类书籍，不胜枚举。但其中十之八九是劝人做世间难以做到的事情，或者叙述得愚昧可笑，甚至是把违背道理的事情誉为孝行。比如，在严寒中，卧在冰上，等待溶解，这是人们所不能做到的。”因而认为，儒家的愚孝观一是违背人性，为了孝顺父母，活埋赤子，极其残忍;二是违反天理，缺乏理性，是一种封建性的愚行。并总结出儒学道德观的两大弱点：一是过分强调忍耐，影响人的个性发展;二是将智慧与道德分离，使人的道德行为缺乏理性的基础，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的“愚孝”现象。福泽谕吉等人对儒学的严厉批判虽然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儒学并未因福泽谕吉全盘否定而“已经不起作用了”，恰恰相反，它继续在日本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着不小的影响。

　　儒学成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理论基础之一

　　日本近代天皇将儒学中的“忠孝”思想与专制主义相结合，使儒学成了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之一。

　　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发表了有关国民教育的“政府声明”，认为儒学“趋于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理虚谈之途”，是无用之学。1874年，日本开始兴起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提倡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鲁索(1712-1778)等人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以及“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国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天皇专制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为此，明治政府随后改变了此前“政府声明”中否定儒学的态度，将儒学的“忠孝”思想与天皇专制主义相结合，以构造他们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

　　1879年，日本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学大旨》：

　　教学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此所以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般之教也。晚近专尚知识才艺，驰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俗者甚众。然所以如是者，则维新之始，首破陋习，向世界寻知识以广卓见，虽一时取西洋之所长，奏日新之效，然徒以洋风是竞，恐于将来，终不知君臣父子之义亦不可测，此非吾邦教学之本意也。故自今之后，基于祖宗之训典，专以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之品行。然此，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益长进，道德才艺，本末俱备。大中至正之教学，布满天下，则吾邦独立之精神，可无愧于宇内。

　　此《教学大旨》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它认为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与日本社会激烈冲突的内容，尤其是在伦理道德方面，“破品行、伤风俗者甚众”。第二，它认为，知识才艺为末，伦理道德为本，而“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第三，它强调“以孔子为主”的伦理道德要“基于祖宗之训典”，要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服务。

　　其四，对儒学由批判而走向了全盘否定。福泽谕吉时而咒骂时而用武断的口吻说：“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进而认为，儒学适用于日本古代，但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已失其存在价值，应该抛弃。从思想深层来看，这与福泽谕吉“脱亚”的政治偏激情绪密切相关。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明知经史之义而故装不知，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论在演讲或写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算是一个极恶的邪道。我与汉学为敌到此地步，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

　　显然，福泽谕吉对中国儒学的认识有着严重的片面性：第一，他将儒学与日本社会状况的复杂联系视为简单的因果联系，将儒学理论本身与儒学社会效应简单地等同。第二，他受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未能注意到东方近代化的道路(尤其深层的精神文化建设)的特殊性，以西方文化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价值标准，未对儒学的内容进行辩证的分析。第三，他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看成是形而上学的绝对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