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粗取精 儒学帮日本实现现代化（下）

　　再次，涩泽荣一不仅仅是从理论上阐述“《论语》和算盘一致”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将之实行在自己繁忙的企业管理活动中。“我常将《论语》看做是商业上的《圣经》，在经营时，绝不敢逾越孔子之道一步。”他晚年回忆说：明治时代初期，商业范围狭小，资力微少，我虽力薄，但决心励精图治，使日本商业发展。要发展，必须采取适当的方法。当时的方法大体上是欧美式(如组织公司的合本法)，一般的商业公司根据此法竭尽全力以获利为目的。如果弃其义，纵使达其目的，也决不能长期持续下去。这促使我想起了《论语》。在商业发展中有必然的竞争，意外的曲折，但我坚信，只要依孔子之教处理，万事必能办成。我的经营中饱含辛苦和惨淡，但始终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终于使经营获得了成功。涩泽荣一在总结自己办理各种企业的经验时说：“我力量微薄，未干成什么大事，但我坚定地奉事孔子的思想，并体会到它与商业、工业、矿山业、制造业及所有事业毫不抵触。”

　　在日本近代化的经济发展史上，涩泽荣一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金融业方面，他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今第一劝业银行)，随后又帮助建立了一些国立银行、专业银行、普通银行，组织成立了银行家同业协会──“拓善会”，亲自指导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在企业方面，他先后创立了王子造纸厂(1873年)、大阪纺织厂(1879年，后改名为东洋纺织厂)、东京海上保险公司(1879年)、日本铁道公司(1881年)、日本邮船公司、日本人造肥料公司、东京煤气公司、东京电灯公司、石川岛造船所、札幌麦酒厂、东洋玻璃厂、明治制糖厂、帝国饭店等五百多家企业。此外，他一生赞助的公益事业达六百多项，包括国际交流、社会事业、福利设施、文化团体、教育设施等。在这些重要的工作中，涩泽荣一认为《论语》是其“精神支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涩泽荣一除了以“《论语》和算盘一致”的思想指导其金融实践和企业管理之外，还注意培养孔子思想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的人才。他坚持多年亲自向所属企业员工讲授《论语》，并着有《论语讲义》(七卷本)和《论语加算盘》等书，以此作为培训教材，使孔子思想深入到他所领导企业的每位员工心中，使“一致”的理念化为全体员工的实际行动，以至“在涩泽身边及其以后，受其感化和影响，接连不断地涌现出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小涩泽’式的企业家”。1983年，日本著名的报纸《日经产业新闻》对日本企业家最崇拜的人物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涩泽荣一排第二位。由此可见，涩泽荣一的“《论语》和算盘一致”思想的影响不仅仅是存在于一批企业和一代人之中，而是伴随着整个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

　　儒学是日本国民人文素养的知识来源

　　在日本现代化初期，儒学还是大量汉学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青少年的人文素养的基本知识。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山室信一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在颁布学制的明治五年(1872)前后，日本各地设立的私塾中教授汉学的，在数量上远远比江户时代多……从1881年到1907年山井清溪所持续的汉学塾、养正塾培养的儒者达三千名以上。”比较著名的，在东京有岛田篁材创立的“双桂精舍”、蒲生褧亭主办的“有为塾”(1879年)，在京都有草场船山创办的“敬塾”(1875年)，在大阪有藤泽南岳办的“泊园书院”等汉学塾，在塾生各自达到三四百人。其他各地也陆续仿效，汉学塾的发展可谓一时兴隆。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仅明治年间(1868—1912)开设的汉学塾就有一百八十余家，有的汉学塾形成了相当规模并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二松学舍”。“二松学舍”是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三岛中洲(1830-1919)于1877年(明治十年)10月在东京创办的。三岛中洲十四岁入松山藩汉学家山田方谷(1805-1877)之门，二十三岁又从伊势津藩儒斋藤拙堂(1797-1865)学习经学。1861年，三岛中洲便在松山山麓下开设了家塾——虎口溪舍达十余年之久，塾生常有六七十人。1872年，他被任命为法官，历任裁判长、判事等，后退官专心致力于教育、汉学。1878年，他应当时东京师范学校校长秋山恒太郎(1842-1911)之邀任教。1881年，出任东京大学教授，与著名学者岛田重礼(1838-1898)、中村正直(1832-1891)三人共同主持汉文科的讲座。1885年，三岛中洲成为东京学士院会员;1899年3月，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他一生著述有四十余种，大多未刊，代表作有《大学私录》、《中庸私录》、《论语私录》、《孟子私录》等，现存于“二松学舍”。

　　三岛中洲深厚的儒学、汉学素养决定了“二松学舍”的教学特点和发展方向。“二松学舍”分高等科二年与普通科一年半两种学制。

　　——高等科二年学制讲授课程

　　第一学年：《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左传》、《史记》、《孙子》、《吴子》、《韩非子》、《唐诗选》、《唐八家文读本》、题跋、序记、绝句、律诗。

　　第二学年：《礼记》、《书经》、《诗经》、《易经》、《老子》、《庄子》、《荀子》、《近思录》、《传习录》、论说、古诗、中国文学史、中国时文。

　　——普通科一年半讲授课程

　　第一学期：《孝经》、《日本外史论文》、《十八史略》、《蒙求》、五言绝句、普通文。

　　第二学期：《小学》、《日本外史论文》、《十八史略》、《论语》、《孟子》、《史记列传》、《唐诗选》、文章轨范、五七言绝句。

　　第三学期：《言志录》、《元明清史略》、《古文真室后集》、《论语》、《孟子》、《史记列传》、文章轨范、和文汉译。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可以看出，“二松学舍”主要讲授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知识掌握与能力培养的结合，加之创立者及管理者的深厚汉学素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学子，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79年就达到了五百名以上的学生。该学塾还培养了一些杰出人才，如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夏目漱石(1867-1916)等。夏目漱石曾在作品《落第》中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二松学舍”学习的具体情况，认为 “二松学舍”所给予的系统汉学知识使其终生受益。“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也担任过“二松学舍”的第三任舍长(理事长)。

　　以传播儒学的汉学塾为什么能在西方文化盛行的日本明治时代乃至整个近代生存呢?第一，儒学是日本人伦理道德的重要精神来源。当时以反对政府而著称的民间学者山路爱山(1865-1917)指出：“泰西之新学，说权利、说经验、教科学，而不如儒教、佛教说性命之原、天道。”甚至，有的现代日本学者认为：“福泽(谕吉)也在自己的宗教和道德的层面，与基督教相比，对佛教或儒教抱有持续的亲近感。”第二，政府机构发布文告需要儒学，工作人员录用必考儒学。自德川幕府以来，长期任用林罗山(1583-1657)这样的儒学家做文秘之官，形成了官书文告传统。即使在明治时代，不懂儒学，就无法阅读、起草文书、律令。例如，在当时的“官吏录用考试中，要求对无标点本的《通鉴纲目》加以训点等，这就要求具有儒学方面的知识”。所以，“二松学舍”的毕业生有不少人成为法律学校、兵校及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

　　在现代，日本各地仍有一些以传播儒学来增加人们传统人文知识的基地。以东京孔子庙——汤岛圣堂为例，日本斯文会每年在此举行若干场次的文化讲座。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7年度举办讲座30场，1998年度举办讲座31场，1999年度举办讲座54场;讲座内容为《论语》、《孟子》、《周易》、《史记》、“唐诗”、《三国志》、《红楼梦》等等，主讲人多为日本各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学术名流。例如，撰有《儒教概说》、《东洋哲学史》等12部著作的宇野精一(1910-2008)博士不顾八十多岁高龄，自1994—1998年连续五年讲授《论语》，颇受欢迎，故他的讲座被称为“宇野《论语》”，听众大多是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普通市民。因而可以说，东京孔子庙不仅仅是一座历史古迹，而且也是一块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文化绿洲。

　　在今天的日本，《论语》等儒学经典中的不少篇章仍是日本中学生人文知识教材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论是在闻名全球的东京神田书店街，还是在全国各大书店内，《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的日译本是必备之书并有着较好的销售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的著作成了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名著》(全套100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均是日本青少年传统人文知识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儒学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并非是“儒学阻碍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或者“儒学促进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这类结论所能简单概括的，而是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景象：儒学中的“愚孝”类的封建性思想，是日本启蒙思想家严厉批判的对象;儒学中的“忠君”思想，经明治天皇政治集团改造后，变为了其御用的理论工具;儒学中的学理性内容，成了日本近代思想家接受西方思想和建设日本新文化的文化基础;儒学中的“见得思义”等观念，经过日本企业家与西方近代经营思想的结合，化为了日本近代企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至于儒学的人文学说和道德规范，经过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传承，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日本的广大民众思想和心理之中，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