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回归与再出发

　　■引言

　　“郑国与宋国开战，宋国统帅华元为鼓励士气，杀羊慰劳将士，忘记给羊斟吃，羊斟驾车带华元投向敌营，宋国大败。这就是‘羊羹不遍，驷马长驱’的故事。‘国’与‘国’之间是这样，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礼’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山东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正在山东省泗水县官庄村儒学讲堂为村民讲授今天“为什么要学‘礼’”。颜炳罡在高校授课之余，每月都要下乡两次给村民讲传统文化课。他的讲堂里挤满了“学生”，既有年至耄耋的老人，也有刚刚上学的小孩。官庄村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正赶上农忙时节，年轻村民多在田地劳作，否则听课的人更多。而这，只是山东乡村儒学讲堂的一个缩影。

　　10月9日至13日，文化部组织记者团奔赴山东济南、济宁与青州等地，就当地乡村儒学建设、开展情况进行考察采访。据山东省文化厅介绍，该省的乡村儒学建设，自2013年从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开始，经过一年多发展，在济宁、聊城、潍坊等地不断涌现，呈现出“燎原之势”。那么，乡村儒学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为何要筹建乡村儒学？已发展相对成熟的城市儒学建设模式是否适用于乡村？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走访了一些乡村、社区儒学讲堂。

　　“从儒学的发源地再出发”

　　上世纪初，梁漱溟先生曾提出，中国乡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伦理破坏与文化失调。而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村规民约的共守同样需要伦理的重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赵法生在谈起筹建乡村儒学的初衷时说，近代以来读书人“一去不回头”，导致乡村文化荒漠化，并进一步导致乡村价值真空和底线失守，孕育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渐趋干涸。山东，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创建乡村儒学是想从儒学的发源地再出发，为中国当下的乡村文明重建和儒学的灵根再植闯出一条新路。

　　时至今日，在山东，乡村儒学已经形成了一支包括赵法生、颜炳罡等在内的高校学者义工队伍，他们以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来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并将这一理念转为定期化课程，通过教化活动将儒家理念转变成农民的生活方式。颜炳罡表示，所谓的乡村儒学，就是具有责任感、担当意识、文化情怀的人文知识分子在21世纪中国乡土所做的新的文化实践，是人文学者服务社会的一次新的尝试。

　　事实上，这种新尝试在开展伊始也并不尽如人意，主要来自于村民们的不信任感。为鼓励村民走进儒学讲堂，学者们绞尽心思，甚至采用了在刚开课时向坚持听课到底的村民赠送一些肥皂、毛巾之类小礼品的办法。尼山圣源书院所处的泗水县北东野村党支部书记庞德海回忆了当时情景：“去年书院教授要到我们村开讲堂，我当时思想有点不通，认为老百姓死脑筋，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有什么可培训的？便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用村喇叭吆喝了几声，第一次只来了100多人，没想到后来听课的村民越来越多，至今已举办30多期了，每期都座无虚席，过道里都挤满了人。”

　　“学生”有了，以何种方式授课的难题又接踵而至。赵法生告诉记者，为村民讲课的难度远大于高校讲课，他们需要深入浅出，“听不懂半途就退场了，下次也不来了。”授课学者通过实践观察，从村民普遍关心的孝道为切入点，采取故事化、生活化、互动化的授课方式，赢得了村民欢迎。乡村儒学推行1年多后的今天，这些村庄确实发生了变化，就像官庄村村主任汤金金所说，变化虽不是翻天覆地的，但不孝敬父母、小偷小摸的现象几乎消失匿迹了。

　　将尼山脚下的乡村儒学的“星星之火”化做齐鲁大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燎原之势”，除学者躬身实践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山东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王炳春介绍，省文化厅已将乡村儒学纳入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投入了大量扶持资金，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比如在教材制订上，正在组织专家精心编制全省统一教材；师资队伍上，与基层公共文化辅导工程相结合，培训了首批500名乡村儒学骨干。截至今年9月，山东省120多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900多个村文化大院率先建成儒学讲堂，举办讲座1.6万次，覆盖80余万基层群众。除讲堂形式，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还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运用多种方式传播儒学，如青州市侯王村实行契约化管理，与所有家庭签订《赡养协议书》，并建成孝德文化广场、图书室，深挖孝德文化，以孝治村；泗水县官庄村设立“村民善行义举四德榜”，激励村民提升自身道德水平。

　　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新模式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所言，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儒学的源头本来在乡村，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未来儒学发展的真正空间却在城市。与乡村儒学相对应，山东省文化厅在城区也筹建了社区儒学，虽建立时间较晚，但其发展模式却比乡村儒学更成熟：立足城市图书馆，推进“图书馆+书院”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在全省县级以上153个公共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尼山书院在设施布局上实行“六个一”，即有一个统一标牌、一尊孔子像、一个国学讲堂、一个道德展室或展板、一个国学经典阅览室或阅览区和一个文化体验室或体验区；活动内容则主要包括“五个板块”，即经典诵读、国学普及、礼乐教化、道德实践和情趣培养。据山东省文化厅介绍，该省将适时建立“全省尼山书院联盟”，推动尼山书院走出图书馆、走进社区，形成乡村儒学、社区儒学并举的局面。

　　走进坐落于济南市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博艺堂”的一位老师正在带领学生向孔子像行礼；在“射艺场”，尼山书院签约讲师郑海亭以击鼓为令教学生射箭，他告诉记者，“射艺在古代是‘君子’的必修课，现在通过这一项学习，最重要的是达到修身的目的，内修心智外修情感”。山东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尼山书院还会针对中小学生举行一些暑期国学夏令营。在曲阜市图书馆尼山书院的国学经典阅览室，国学图书被分为《论语》类、礼俗类、修身类等10大类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排排干净别致的书架上，几位读者在安静地翻阅着国学读物。馆长孔德安表示，该馆已开办尼山书院网站，设立了数字查询机，专门提供国学经典知识数字查询服务，并“按照先试先行、边建设边开放的原则，陆续开展了国学系列讲座、展览、互动体验等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除政府支持的尼山书院，民营儒学讲堂也在社区儒学传播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民营企业家李美睿开办的福泰讲学堂，每周定期对市民免费讲课，内容涉及经典讲解、礼仪等多层面。当问及资金支撑时，她表示现在只能抽取自己企业的部分收入支撑讲堂的日常开支，如何在公益之外探索市场化运作，则尚未考虑成熟。相比而言，人人彬彬有礼教育学校则探索出更为成熟的经营模式，据创办人金辉介绍，该校集修学体验、企事业单位培训、会议接待、膳食住宿、文化礼品等于一体，公益性的儒学传播则是从每月收入中拿出40万元来支撑。

　　尼山圣源书院在刚刚挂牌尚无场地的时候，就已经在泗水县城率先开办了一个培训干部的国学大讲堂，颜炳罡指出，“县城有退休教师、高文化素质的干部，他们接受教育以后，就可以作为乡村儒学的后备人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强调：“乡村儒学要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又形成互补，才能成功。”

　　谈及乡村儒学与社区儒学的区别，颜炳罡表示，授课对象不一样，授课方式也就有所区别，在高校讲求逻辑性授课，而在农村则尽可能“以事言名”，即用故事来代替名言。面对的挑战也不一样，比如在城市，主要难题是市民的观念，特别是中年人，有的受所受教育的局限，会认为孔子和儒家的东西就是封建糟粕。而农民则没有固定观念，“可塑性”较强，但需面对他们在时间、观念上的散漫等问题。在公共设施上，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大学等都可以作为讲堂，而农村则严重缺乏公共空间。对此，颜炳罡指出，能在乡村做成的事情，一般都合适在社区推广；在社区做成的事情，却不一定适合搬到乡村。“我们把乡村作为典型，再推广到社区就比较容易了，我们是由难而易，而不是避难就易。”

　　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

　　“乡民是现实生活中的儒者，他们对父母做到了孝，对兄弟姐妹做到了悌，对孩子做到了爱，对配偶做到了忠，热爱自己的国家，不做对国家和社会有害的事情。儒学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学者的责任就是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变成日用而知，由不自觉转化为自觉，由隐转为显。”颜炳罡指出，“我们这批学者多从农村出来，我们有责任用知识来回报乡土，这是‘文化反哺’的一种方式。”

　　对致力于“传道”即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学者们，颜炳罡说，他们是在“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每个学者都是自费来农村授课”，而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则是因为对儒家文化的敬仰———“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积极地入世，具有一种为拯救世人于水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担当精神”。曲阜孔子文化学院儒学研究所所长孔为峰表示，“投身乡儒行动，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悦。这不光是学问的价值，还有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实现。”曲阜师范大学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宋立林补充说，“人的价值在于付出，奉献才能得到心理的满足感，这一点恰恰与儒家所提倡的‘仁’的观念是一致的，相信这种精神会感染更多人。”

　　谈及乡村儒学未来发展，颜炳罡表示，他们的理想是打造一个乡村儒学林：让村村都能有一个儒学讲堂，讲堂具备基本的授课设备；要有一个系统的志愿宣讲队伍，“如果学者不在怎么办？还是要培养本土化的讲师、义工。”需要基本而长期的经费保障；应在每村成立几个文化小组，由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带领其他村民自发学习；应有一套完整的乡村儒学教材……“我们是任重而道远，力求稳扎稳打。”颜炳罡说。

　　作为学者，终究要将实践的现象和遇到的问题提升至学术理论研究层面，那么乡村儒学是否具备进一步的学术价值？颜炳罡表示，尼山圣源学院正在山东省文化厅的支持下筹办一本内刊《乡村儒学》。这一方面是作为农村读物，给村民以知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会开出专栏，针对乡村儒学展开理论分析与研究。“这次是展开跟踪研究”，说着，颜炳罡用手指向尼山圣源书院背后的一片空地说，“我们还打算建立一所乡村儒学研究院，一方面对乡村儒学现象展开研究，一方面探索教材体系、授课方式。只有这样，乡村儒学才能从现在的零散的状态走向较为系统化的成熟状态。”

　　(来源:人民政协报)